郭琪身边的部队越走越少，走到江边，就只剩下一位助理。

        二人停下来休息。

        郭琪对助理说道：“陈敬瑄知道我是无罪的，能充分理解我们的诉求。只是我闹得动静太大了，惊动了圣驾，如果不降罪于我，就不足以服众。你对我忠心耿耿，我也该报答你一下。”

        说着，郭琪解下佩剑和印信——两样足以证明军官身份的信物，“你拿上它们，回去晋见陈长官，就说你在追杀我的时候，我掉进江里淹死，尸体被冲走，只缴获了我的佩剑和印信。到那时，陈长官一定会相信你的报告，在街市上悬挂印信佩剑，张贴安民榜，用来安定民心。你会得到重赏，而我的家人也能不再受牵连。我打算去淮南投奔老长官高骈。过段时间之后，你再秘密地把实情告诉我的家人，让他们放心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二人就此洒泪分别。

        如郭琪所料，陈敬瑄重赏了这名助理，贴出安民榜，并赦免了郭琪全家。

        郭琪也从此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，至于他后来怎样，就无人知晓了。

        成都兵变虽然有惊无险地收了场，但“长安帮”与“土著帮”的矛盾却没有得到缓解。

        田令孜对“土著帮”的排挤打压，也更加顺理成章，不必再费尽心机地耍阴谋了，他可以借题发挥，利用这次兵变对西川军进行一次系统性地大清洗。

        “长安帮”与“土著帮”矛盾的公开化，使“土著帮”彻底被踩在了“长安帮”脚下，失去了最后一丝尊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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