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后，“宦官一哥”就成了骆全瓘、刘景宣。他们亲眼目睹了关西集团的强大和皇室的威严扫地，于是积极与关西集团狼狈为奸，内外勾结，倾轧昭宗。刚刚有所好转的宦官界，变本加厉地恢复了本来面貌。

        在这股妖风的合力作用下，很快就催化出了“三镇犯阙”。随后在河东势力的干涉下，关西集团为求自保而不得不祭出宦官势力，骆全瓘、刘景宣等宦官做了替罪羊。

        于是，宦官宋道弼、景务脩等就成了宦官集团新一代的领头羊。

        在这短暂的几年中，掌握实权（左、右神策军；枢密使）的宦官们如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，但朝廷的软弱无能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宦官们对皇权的敬畏早已荡然无存。宋道弼、景务脩等宦官的嚣张跋扈丝毫不加收敛。

        宰相崔胤就以这两位宦官当突破口，积极鼓动昭宗对宦官势力痛下杀手。他之所以有这样的主张，并不是替江山社稷谋出路，而是自己争名逐利的手段。

        首先，是出于自身安危的考虑。

        众所周知昭宗的两大心病是宦官和藩镇，昭宗考虑的是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。崔胤的背后势力是藩镇力量，所以必须让昭宗先迈出宦官的那只脚。

        其次，可以独享打击宦官的红利。

        打击宦官的最大收获是禁军兵权。现在，亲王们被韩建屠杀殆尽，只剩下文官集团来接管禁军兵权。所以，极力主张打压宦官的崔胤，当然就是“值得信任”的可以托付兵权的同志喽。

        打压宦官，一举两得。所以崔胤极力主张昭宗对宦官势力举起屠刀。

        历代先帝都有过与宦官势力斗争的动作，却无一例外地都以失败而告终，期间亦有付出惨痛代价的，例如文宗朝著名的“甘露之变”。对于崔胤诛杀宦官的主张，昭宗一直举棋不定，于是征询其他宰相的意见。

        宰相王抟极力反对，他的理由十分中肯。宦官嚣张跋扈，天下尽知，但积重难返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平息的，更不是杀几个宦官能解决的，从田令孜到杨复恭，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？再说了，如今皇上要杀宦官的消息已经走漏了风声，朝中传得沸沸扬扬，宦官们握有兵权而又人人自危，这是个极其危险的苗头！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安抚维稳，徐图后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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