只是，胡适此时得到蒋某人的青睐，这应该是事实。因为，1931年11月11日，蒋介石致电胡适：“财政委员会业经组织成立，兹定于本月15日上午九时在国民政府开第一次会议，即希届时出席为荷。委员长蒋中正。真十一日”报上也公布了该委组织大纲及委员名单，胡适以“学者”身份与蒋中正、林森、宋子文等“政府”首脑同列委员。

        只是因为胡适“北归后即病”，未能出席会议。

        胡适得此际遇，除了他托陈布雷带给蒋杂志外，或许还有更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胡适关于“约法”的意见，以及和胡汉民那场笔墨官司。

        此时的蒋介石与胡汉民之间，在约法问题上正闹得不可开交。按照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，国民政府主.席和五院院长原本是由国民党中常会选出，如若按照孙中山所定《建国大纲》规定，“宪法未颁布以前，各院长皆归总统任免而督率之”。如此一来，有了约法的话，五院院长则将由总统“任免而督率之”。

        在1928年8月的二届五中全会上，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王世杰等人在蒋介石的授意之下，分别提出请制定约法的提案要求：

        一、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中央委员数人、专家数人，组成中华民国暂行约法起草委员会，责令其于一定期限内,拟出中华民国暂行约法草案；

        二、中华民国暂行约法应规定下列内容：人民的权利义务，中央政府的组织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，党与政府的关系；

        三、中华民国暂行约法应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，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准，国民政府公布。

        上述提案，经二届五中全会审查委员会讨论，最后全体会议议决：训政时期应遵照总理遗教颁布约法。

        而此时还在国外胡汉民得知关于约法提议后，立即组织人员提出异议，认为这个提议有背总理孙中山遗教。由于胡汉民等人的坚持，192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，胡汉民反对制定约法的主张占了上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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