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是陶郞先维持的表面“数据”，很快就被尽职尽责的“阉党”曝光。

        天启元年七月，兵部尚书崔呈秀、礼部郎中吴淳夫针对陶郞先的弹劾相继到来，震撼了半个朝廷。

        他们两人弹劾的名目一致，都说陶朗先在登莱海港造船，还有拨粮往皮岛中途时，曾利用职权的便利，与海寇合作，牟取了大量私利。

        事后，镇江总兵毛文龙发回皮岛自登莱收到的粮食账目表，几乎印证了崔呈秀与吴淳夫的这次弹劾，确凿无疑。

        随即，东厂缇骑登门拜访，陶郞先被革职下狱，在京师的东厂大牢遭到严刑拷问。

        陶郞先虽然死不承认，但东厂很快还是找出了有利证据，即都察院御史游士任的分赃书信，还有登莱与皮岛根本对不上的造船、购粮账目。

        陶郞先的事儿发了，游士任因为那一纸书信，同样陷入了舆论的风口浪尖，但他受了某“高人”的指点，很快卖了个聪明。

        登莱巡抚袁可立作为陶郞先的举荐人，事情一旦追查下去，难免身受囹圄，这是朱由校不愿见到的。

        游士任只要被人询问，就死咬住这是登莱巡抚袁可立的主意，再加上某些人的暗中帮助，迫使袁可立请辞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样一来，陶郞先案反而陷入僵局。

        朱由校在熊廷弼和袁可立的问题上，是要无条件任用这两个人的，只给了魏忠贤一个意思，即无论如何保住袁可立。

        魏忠贤体察到圣意，也知道那个时候的辽东和登莱，熊廷弼和袁可立缺一不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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